“马背上的银行”行长——高捷成的故事

冀南银行 贰拾伍圆 票样

1932年，福建百川银庄的出纳高捷成突然带着银庄的两万多银元不告而别，只留下一封信，上面写着：“我要和你们离别了，或者是永远离别了……希望家庭也无需挂念我。”

5年后，高捷成的夫人高蔡宝收到了一封从延安寄来的信。在信中，高捷成解释了他当年出走的原因：“誓不求中华民族至解放，当不为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一人，决心从戎。于是仓促离家，一切骨肉亲戚、朋友无暇顾及辞别……”直到1951年，时任国家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亲自上门，高蔡宝这才知道，丈夫高捷成8年前就不在人世了。

高捷成是我党领导下的冀南银行的创始人，而冀南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在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高捷成是唯一一位金融界人士。

1928年，一心想走“读书救国”之路的高捷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厦门大学，攻读经济学。这期间，他找到了党的地下组织。那时，漳州龙溪农民在中共福建省委的领导下，已经开展了一系列武装斗争。一次，高捷成去游击队驻地探访时，看到多名游击队员身负重伤，因为没有钱购买药品而痛苦不堪，甚至死去。他心中十分悲痛，想到自己工作的银庄里贮存的银元，这不正是革命队伍盼望救命的“及时雨”吗？于是借经营业务之便，高捷成从银庄借用了2万元巨款，帮助游击队购买急需的药品和武器，缓解了队伍的燃眉之急。

红军在漳州驻扎了40余天，高捷成先后协助红军筹款100多万银元，部分银元之后被运到了江西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建立的资本金。这笔钱对红军在整个长征途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保障作用。后来，在老同学王占春的鼓励下，高捷成决意弃商从戎，悄然告别了刚刚分娩的妻子和父母，一路北上抵达中央苏区。

在瑞金，高捷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协助毛泽民草拟经济计划，筹划组建中央国家银行，在经济金融领域崭露头角。

抗战爆发后，他随刘邓大军挺进太行山。1939年10月，在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的一间农家四合院，挂出了“冀南银行”的招牌，经129师政委邓小平推荐，高捷成出任行长兼政委。

为避免暴露目标，印钞厂建在太行山的深山沟里，机器设备、印钞纸张油墨也分散在崇山峻岭的岩洞中。冀南银行的物资和设备大多通过秘密渠道，从日伪占领下的石家庄、德州等地采购而来，时常要靠人背马驮的方式，日夜兼程。遇到战事，银行的队伍还要躲避敌军的围追堵截，所以冀南银行获得了一个称号叫“马背银行”。

当时，冀南银行使用的印钞机是石印机，技术条件差，做工欠精，因此票面料糙。敌伪和一些奸商乘机伪造，毁害冀钞的信誉，破坏根据地的金融。为此，冀南银行行长高捷成指示，一方面严厉打击伪造犯罪；一方面设法提高印刷质量。于是，太行一分行特地请来内丘县冀南游击队地下抗日交通站被派往敌占区采购货物的活跃人物——李奇峰和谷恒信两人，委托他们采购铜版印刷机。这是一个关系根据地经济命脉的大问题，任务艰巨，采购、运输均要担负莫大的风险。但这又是义不容辞的任务。李奇峰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接受了任务，并把行动的第一步放到内邱城的万通货栈。

1941年5月下旬，货物由天津运到内邱车站。万通货栈业务员张斌卿（内邱四里铺人）核收了货物，领着“国际社”的搬运工将机件搬进了库房，然后通知李奇峰、谷恒信付款交货。电动铜版印刷机总重量八千余斤，目标很大，要从封锁线如网、关卡林立的散占区运往根据地，没有周密的计划的确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在太行一分区，凌霄主任和李奇峰等人共同进行了商量研究，根据敌占区的情况，决定避实就虚，充分利用各种关系，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向敌人内部深入，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以顺利通过封锁线 。

冀南银行本票存根

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谷恒信和李奇峰联系了上述各种关系，掌握了一批基本群众，尤其是了解到驻青山炮楼的日军军曹腾田一郎是个正直、厌战的日本青年之后，遂与分行联系决定利用中秋节腾田思亲的时机，打通关节，万通货栈雇用了“国际社”八辆大车、十余名脚，到四里铺装上机器，穿过铁路线，绕过内邱城，经四里屯来到北程村。又经吴村，将机器运到十方，并通过青山集，将机器运往岳沟，这里已是根据地的前沿，冀南银行太行一分行主任凌霄、副主任肖平以及技术人员验收了机器，然后率领根据地派来的五百名民工，在一个营的部队掩护下，按运了机器，经袁家庄、龙门、宋家庄，到达将军墓。最后，将机器运送到了革南银行总行驻地涉县。

1943年5月，敌人又对冀南地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扫荡。当时，高捷成正在银行总部开会，他立即部署隐藏银行物资，并安排员工迅速转移。一切部署妥当后，他又返回总行参与反扫荡工作。不幸的是，在与敌人的一次战斗中，高捷成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壮烈牺牲在内丘县侯家庄乡白鹿角村，年仅3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