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恒坤
唐代，诗风大兴，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唐诗。诗人多嗜好饮茶、斗酒，借以此抒发感情，所以，作为饮茶、斗酒的器具，瓷瓯便成为唐诗中重要主题之一。尤其邢窑瓷器，由最初的贡瓷发展到后来的官瓷，不但得到皇室重器，更受到了诗人们的青睐，出现了很多关于描述邢瓷的绝唱。不管是“李杜”“元白”“皮陆”，还是颜真卿、皎然、陆士修、薛能等等，对邢瓷皆有赋诗吟唱。今天介绍唐代有两位最具实力的诗人李白和杜甫，并称为“李杜”，又称“大李杜”。李白嗜酒，所以他的诗离不开酒器。《月下独酌四首》中有“花间一壶酒”“举杯邀明月”“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一樽齐死生”“美酒三百杯”等句。其中的“壶”“杯”“斗”“樽”等酒器被描写的淋漓尽致，而这些酒器在邢窑瓷器中皆能找到原型。也就是说，他所使用的酒器多为邢窑瓷器。有史为证，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说“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按照当时李白的身份和地位，他所使用的酒器应当是高档的邢窑瓷器。这在他的其他诗词中也能找到印证。像《九日》中的“携壶酌流霞”一句，从其中的“携壶”之动作可以看出，非常符合邢窑执壶的提携方式。另有《赠钱征君少阳》中的“白玉一杯酒”一句，更加明了地表达了邢窑白瓷的特性。窃以为，多数人将其理解为“白玉杯”是错误的。这是由于，该诗为李白晚年之作，他的晚年生活相当窘迫，需要依人为生。虽然李白生活潦倒，寄人篱下，但凭其身份，所使用的邢窑白瓷还应当属于带有玉质感的高档器皿。其实，李白在写到邢窑白瓷的时候总愿意带个“玉”字。在《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中有“鲁酒白玉壶，送行驻金羁”。其“玉”字就是为了对应“金”字而设的，在这里，玉非玉，金非金，说的是“白色瓷壶”。在《白胡桃》一诗中有“红罗袖里分明见，白玉盘中看却无”句。其中的“白玉盘”历代都被释解为“白色瓷盘”。还有，《客中行》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的“玉碗”， 也同样是邢窑白色瓷碗。说到邢窑瓷器的玉质感，和李白齐名的杜甫也有着精到的描述。有一首《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这首诗非常形象地描述了“扣如玉”的特性。一直以来，因为四川有个“大邑”，加上杜甫曾入蜀居住过，便有人认为“大邑碗”是由大邑所烧。其实，这是人们的一种错误理解。按其描述“碗”的特征分析，这么“轻且坚”“胜霜雪”的“白色瓷碗”，也只有邢窑方能烧造出来。再就是，杜甫的这首诗应当写于入蜀之前，客居长安的十年间。即“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期间。当时，他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着贫困的生活，所以要两次向“韦处”“乞”碗。天宝十四年（755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的小官，但他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实际低阶了官职，主要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四十四岁，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算是有了个饭碗。他虽然负责看守兵、甲、器、仗，但他没有使用权，所以巧借“大邑碗”，来抒发自己求职乞食的一种心情。至于“大邑碗”，也比较好理解。当时内丘属于上等大县，大县即大邑。内丘邑的制瓷业扬名都城，实为借指内丘。要知道，内丘的“白瓷瓯”，“盈”字碗是御用之器。杜甫客居长安之前，唐玄宗曾在天宝六年（747年）将内丘的一座孤山（又名思亲山）敕改为内丘山（《太平寰宇记》）。足见，内丘那时是十分得到皇室器重的。恰此时，正是杜甫与李白相交深厚，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放荡齐赵间”的时候。尤其杜甫正值青壮，意气风发，志向远大，必定时刻关注着皇家的嗜好。内丘白瓷瓯能对大唐王朝影响那么大，不可能不吸引“李杜”的眼球。在他落魄长安，郁郁不得志之时，又去乞讨一只饭碗，来抒发自己郁闷的心情。对于那么美好的“大邑碗”，用个“又”字，不但体现了对“碗”的喜好，更在诉说着不失凌云志的无奈。杜甫对内丘白瓷瓯的喜爱，还可从他的另一首《进艇》诗中体现出来。“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罂无谢玉为缸。”诗句的意思是说，瓷不让玉，贵贱齐视。他采用了汉代邹阳《酒赋》“醪酿既成，绿瓷既启”的典句。这里的“瓷罂”应当是较大的酒器，非常符合邢窑罐子的特征。邢窑瓷罂有白瓷也有青瓷，有的有系，有的无系，还有的带有柄和流。关于“瓷罂”，在晚唐五代时期的画僧贯休《樵叟》中也有诗句描述，“担头担个赤瓷罂，斜阳独立濛笼坞”。在此用个“担”字，很清楚的让人理解了酒罐子是带着系的。至于何以要多个“赤”字，也只有从邢窑才能解释。赤色又称酱色，由于僧人崇尚的是赤色食器钵，而唯有邢窑才能生产出这种赤色的器物。因此。这里的“赤瓷罂”也应当是邢窑的器物。
